從字面理解，糧食安全其實是一種狀態和一個結果，即人類免于饑餓的狀態和結果。當今世界，仍有6.8億以上人口長期出于饑荒和營養不良之中，因此糧食安全也成為全球重要的發展目標。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治理能力較好的社會形態而言，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一是通過自身農業生產，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是此例;二是通過全球市場交換，例如新加坡、日本等發達國家。因此，糧食安全的危機形態往往出現在最不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往往并不缺乏農業生產的資源稟賦，而是缺乏農業生產的有效組織，也表現為社會治理能力的低下。

　　實際上，在經歷了中美經貿摩擦和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在糧食安全領域還演化出一個問題，即糧食安全主動權，這個問題在全球可能只是中國所特有的。之所以這樣說，包括兩層含義：從表現形式來看，中國糧食安全主要依靠自身農業生產，“立足國內、以我為主”、“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從內涵來看，糧食安全主動權更多地指農業高質量發展和農業資源的全球配置能力。因此，糧食安全主動權仍然是生產力發展和進步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歸為經濟社會問題。

　　從極限思維來看，對中國糧食安全而言，中國需要考慮兩個非經濟問題。一是糧食禁運，二是全球糧食危機。

　　對于糧食禁運問題，相關的討論和研究有很多，盡管始終被人詬病，現代社會的糧食禁運作為戰爭和地緣政治手段也是屢見不鮮，對此有研究和討論的必要。討論糧食禁運問題，并不只是簡單和孤立地考慮糧食問題，顯然在糧食禁運條件下，基本已經處于封鎖狀態，石油、礦石、有色金屬、橡膠、棉花等所有產品都會面臨這一問題。糧食禁運之后，不僅農業生產會受到很大影響，例如中國鉀肥自給率只有50%;同時國內能源電力也會受到很大影響，從而影響農產品的區際運輸。糧食禁運并不是簡單地假設糧食不進口，而是整個國家面臨外部高度封鎖的狀態，顯然外部世界對中國采取糧食禁運不會類似于“芯片”、“光刻機”卡脖子，而是全面封鎖。

　　那么外部世界是否具備完全封鎖中國的能力?二戰以來全球貿易制裁都是以軍事斗爭為后盾的，如果基于當前的軍事力量進行直接對比的話，封鎖中國幾乎不可能實現。

　　另一個極限思維是全球性糧食危機，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不少國家和地區宣布實施農產品出口管制。當然，這些宣布出口管制的國家本身不是農產品主要出口國，其自身糧食安全一直都在邊緣狀態，主要農產品出口國，如美國、巴西等國并沒有頒布這類政策。盡管如此，需要考慮的是，未來人類是否會面臨超過新冠肺炎疫情更大的自然災害，例如重大氣候變化帶來農業損失。對于這一問題，實際上考察的是人類應對全局性自然災害的承受能力，如果類似于地質時期的冰川時代這類變化，不光人類會最終滅亡，相當數量的物種也會滅亡，超過人類極限承受的自然條件變化并不需要特別考慮，即使考慮也無實際意義。

　　而面對一定限度上全局性自然災害損失，例如美國、巴西等主要出口國出現減產絕收，導致中國無法從全球市場獲得足夠商品;再如中國國內遭遇相當大范圍自然災害導致農作物減產等狀況。面對類似這種情況，首先需要生產自救，其次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按照當前中國谷物儲備，應對一年左右的谷物減產并沒有太大問題，其他就是利用一切手段擴大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產出。作為極限思考，此時的生產應對的生存危機，而不用考慮經濟、生態、可持續等問題，在此背景下，按照中國全部農業生產資源，如果不計一切代價，那么養活現有人口應該并無問題。可以回顧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前，中國始終是農產品出口國。因此，中國有能力應對一定限度上全局性自然災害，可以講：當前中國的糧食安全冗余是足夠大的。